核心观点：过去几年人民币贬值和出口价格低迷，拖累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的份额提升。众所周知最近几年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但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比例，在2021年触及14.9%的历史高点后，2022年到2025年持续比这个比例低。通过对中国出口份额的拆分，我们发现这种直觉和数据之间的分化，源于出口价格和汇率这两个因素的拖累。剔除掉价格和汇率的拖累后，中国出口数量占全球份额持续提高，其同比也是持续高增的，在现行核算框架下成为拉动中国GDP的重要引擎。
定性视角看中国出口金额份额趋势。从中国出口数量份额、人民币口径出口价格指数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这三个维度，判断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份额的趋势。
出口数量份额方面，分析日本和德国出口份额见顶后持续回落的原因，判断短期内中国出口还会有很强竞争力，这意味着出口订单份额还会进一步提高。
人民币口径出口价格方面，潜在的贸易摩擦风险会限制部分中国出口产品降价，优化出口退税政策会提高出口产品价格，内外销联动限制出口价格进一步大幅下跌，加之低基数，我们预计中国出口价格同比跌幅将收窄，甚至会阶段性转正。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方面，2022年以来中国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走势背离。国际贸易融资和支付环节的人民币使用增加，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也在上升。过去四年中国出口企业积累了近万亿美元的待结汇资金，人民币升值和结汇有望形成良性互动。2026年中国GDP增速目标可能下调，宏观政策更加务实。为实现203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现价美元衡量），从计价角度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更大。
综上所述，中国出口数量份额、人民币口径的出口价格指数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都支撑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的份额进一步提高。
对中国出口份额提升空间的一个定量测算。测算显示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份额，2026年将开始持续回升，并从2030年开始稳定在17%左右。这个测算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且结果偏保守，它的经济意义在于，能够预判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的份额并未见顶。在新的稳定状态下，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份额的中枢，和目前相比还有2个多百分点的提升空间。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出口会继续呈现较强韧性。
风险提示：1、经贸摩擦和地缘冲突超预期；2、第三方数据失真的风险；3、研报信息更新不及时的风险；4、测算偏差的风险。
正文
众所周知，过去几年出口是助力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引擎。但跟直观感受不一样的是，WTO的数据显示过去四年，只有2024年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高于全球平均增速，2022年、2023年和2025年前三季度（最新数据）中国出口增速反而比全球的低。
观察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的份额，也能看到这种反直觉的现象。2015年到2019年，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份额稳定在13%左右。2020年到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的这一份额中枢小幅抬升，但都在14%-15%之间窄幅波动。如果看年度数据，2021年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份额，是迄今为止的最高点，为14.9%，2022年以来的年度份额都要比它低。
中国和全球的出口增速对比，以及中国出口金额占比下降，都能说明过去几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出口，国际视角看它的优势并没有在数据上得到明显体现。
如何看待直觉和数据之间的分化？通过数据拆分，我们认为这种分化源于过去几年出口价格和汇率这两个因素，都在持续拖累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出口增速，以及美元口径下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比例。剔除掉价格和汇率的拖累后，中国出口数量占全球份额持续提高，其同比也是持续增长的，在现行核算框架下出口成为拉动中国GDP的重要引擎。
下面对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的份额进行拆分：
中国出口金额份额=中国出口金额/全球出口金额
=中国出口数量*美元口径中国出口价格指数/（全球出口数量*美元口径全球出口价格指数）
=中国出口数量*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人民币出口价格指数/(全球出口数量*全球出口价格指数)
=（中国出口数量/全球出口数量）*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人民币出口价格指数/全球出口价格指数
=中国出口数量份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人民币出口价格指数/全球出口价格指数
两端同时取同比，得到以下等式：
中国出口金额份额同比=中国出口数量份额同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同比+人民币出口价格指数同比-全球出口价格指数同比+误差项
上述等式右侧，只有中国出口数量份额同比需要计算。考虑到2019年及之前，和2019年之后中国出口金额的份额中枢明显变化，我们以2019年为基准年。将2020年以来中国和全球的出口金额，都换算为用2019年的美元出口价格来衡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剔除掉价格变化的影响，计算出中国出口占全球的数量份额，进而得到它的同比变化。
通过拆解可发现，2023年到2025年中国出口数量份额是持续提高的，但由于人民币汇率贬值和中国出口价格指数走弱，导致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的份额未能突破2021年高点。
定性分析中国出口的增长趋势
延续上述拆分方法，从中国出口数量份额、人民币口径出口价格指数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这三个维度，判断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份额的趋势。
（一）以日本和德国为鉴，中国出口数量份额将进一步提高
前文测算过，中国出口数量占全球份额，从2019年的13.2%提高到2025年前三季度的17.0%。这种出口数量占比，或者说订单份额快速提升的背后，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加快，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提升。根据要素密集度，对出口商品进行归类，可分为原材料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四类。可以看到2019年到2025年，中国劳动密集型和原材料密集型的商品出口占比，分别从18.43%、5.13%，下降到13.67%和4.09%。这几年中国技术密集型商品出口占比稳定在20%左右，而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占比，从2019年的56.80%，快速提高至2025年的62.97%。
由此可见，中国出口已从依靠劳动和原材料投入的低附加值产品，逐步升级为主要依靠技术和资本投入的附加值相对更高的产品。
第二，在“供强需弱”的格局下，中国出口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前文在拆解中国出口金额份额同比时，可以看到2023年到2025年，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出口产品价格指数已连续三年同比为负，简单累乘得到这三年出口价格累计下跌10.1%。2023年到2025年，中国PPI同比分别为-3.0%、-2.2%和-2.6%，累计下跌7.6%。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出口企业为缓解“供强需弱”的矛盾，通过比国内销售更大力度的折扣，去开拓海外市场，有力提升了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
中国和其它主要新兴市场的美元口径出口价格指数之间的对比，更能反映中国出口企业“以价换量”行为。2023年1月到2025年11月，中国货物出口价格指数下降19.1%，而同期非洲和中东、拉丁美洲、中国以外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货物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跌8.3%、上涨2.2%和上涨2.3%。
第三，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开拓新的市场，部分对冲了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2019年到2025年，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占中国出口比例提升的有东盟、非洲、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分别提升了3.26、1.44、0.75、0.61和0.51个百分点；同期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英国占中国出口的比例，分别下降了5.61、2.31、1.56、0.62和0.24个百分点。
出口结构的变化，说明“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举起逆全球大旗的同时，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加强了和新兴市场的经贸合作，成功让中国出口目的地变得多元化。
记得在2006年的时候，我国外贸依存度接近70%，即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接近70%，尤其是加工贸易带来的出口额要占到我国出口额的一半以上。当时很多学者都担心一旦全球经济衰退或外资撤离，我国的出口额将大幅下降，随之而来的将是出口加工企业的大量失业和经济增速 的下行。
但事实上中国制造业的突飞猛进的势头非常明显，出口产品向高端化转型非常成功。2014年笔者参加总理座谈会，总理就提出向非洲输出产品和资本的构想，如今终成事实。
展望未来，我们预计中国出口数量份额，或者说是订单占比将进一步提升，原因是过去几年支撑中国出口的这几个因素短期不会逆转：
一是二十届四中全会首提采用“超常规举措”支持科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从“量变”到“质变”势不可挡。
二是中国出口价格短期明显上涨的概率不大，因为目前尚未在供给侧大规模去产能。虽然出口价格同比跌幅可能会收窄，甚至由于低基数而阶段性同比上涨，但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相比于其他经济体的优势，短期预计不会被削弱。
三是外部环境阶段性好转，中国出口里新兴市场占比还会继续提高。
在年度策略报告《大国博弈，科技领航——2026年中国经济展望》里，我们详细分析了中美贸易层面的摩擦或将阶段性改善，原因包括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策略具有强威慑力、中美谈判进入“新模式”围绕具体问题展开短期失控风险不大。
中国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尽管由于“以价换量”策略而面临贸易摩擦上升的风险，但中国产品低价格以及目前没有其他经济体可以取代中国的生产，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会进一步深化。
二战后日本和德国曾经都是出口大国，1986年日本出口金额占全球比例达到了9.9%，1990年德国出口金额占全球比例达到了12.1%。在触及历史高点后，这两个经济体的出口份额持续回落。
我们详细分析了日本、德国的出口份额高位回落的原因。短期来看，导致日本、德国出口份额高位回落的几个因素，对于中国而言并不明显，或者说影响可控。因此，以日本和德国为鉴，我们也预计中国出口订单占全球比例将继续上升。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确立“贸易立国”战略后，致力于通过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并推动产业结构从由棉纺织品主导的轻工业，转向以钢铁主导的重工业。上世纪70年代，面对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日本产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的汽车、电子等领域转型升级。这个时期以省油、耐用著称的日本小型车迅速赢得国际市场。此外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前，日元兑美元汇率长期高于200:1（即1美元可兑换的日元长期高于200日元），日元汇率低估也直接提升了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二战后德国则持续以高端制造与高质量产品为国际市场的竞争核心，它的出口结构里，高精度的资本品如精密机床、医疗设备、化工成套设备等占据主导地位。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化，特别是欧洲共同市场的形成，为德国工业品提供了稳定且庞大的区域市场，德国出口份额持续上升。1990年两德统一带来的内部市场短期激增，更是将德国的出口份额推升到历史峰值。
但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和德国的出口份额触及历史峰值后，均持续回落。2024年，日本出口金额占全球份额仅有2.9%，较高点降低了7.0个百分点；德国出口份额为6.9%，较高点也下滑了5.2个百分点。虽然和德国相比，日本出口份额下滑速度更快、幅度更大，但它们出口份额持续下滑的趋势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日本和德国的出口份额触顶后持续下滑，有以下三个共性原因。
一是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经济发展通常会带来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这会削弱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原材料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它在倒逼产业加快升级的同时，也会加速中低端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迁移。
实现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有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两种方式，一般来说国际贸易多发生在产业转移初期，中后期则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企业在国外投资、建厂，使得原本计入本国的出口额变成国外子公司的销售额，导致本国的出口份额回落。
德国的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是德国企业为维持竞争力而主动开展“近岸外包”，利用中欧和东欧地区的高素质、低成本劳动力来优化生产布局。
而日本企业“出海”则是面对《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和“自愿出口限制”等贸易摩擦的不得已为之，这种被动的、大规模的外迁，与国内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滞后形成了断层，最终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这也是为何日本出口份额在达到峰值后，比德国出口份额下滑更快和更久的原因之一。
二是原有竞争优势变成转型阻力。长期主导全球出口的国家，往往会形成一套成熟高效的产业范式，但在面临颠覆性技术变革时，原有模式有可能变成认知与制度上的转型阻力，也就是所谓的“成功者诅咒”。
“加拉帕戈斯化”形容的就是，日本企业仅以本土需求为导向，一味追求技术细节优化，最终导致产品与国际需求脱轨的现象。比如日本功能手机深度绑定国内运营商封闭体系，开发红外线通信等特有功能，导致其产品无法兼容全球通用标准而惨遭淘汰。再比如日本车企在混合动力、氢燃料电池等技术上的早期领先，也导致其在全球汽车产业快速转向纯电路线时转型迟缓。
德国出口仰仗于“隐形冠军”企业集群，但这些企业长期依赖的、基于精密制造和深度专业化的传统优势，跟当前全球产业所需的数字化、低碳化转型及应对激烈成本竞争之间，出现了不匹配，导致竞争力被削弱，最终使得德国出口份额持续下降。
三是新兴经济体的挤压效应。在全球贸易中，后发优势国家通过技术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通常会缩小与先发优势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从而对先行者实现追赶甚至替代。从发展规律看，一个国家通常无法长期违背比较优势理论，仅靠规模优势很难持续垄断国际贸易的中低端制造市场。
二战后日本就曾作为后发优势国家，挤占美国的出口份额。随着中国出口从低端组装，向中高端制造（如机械、电子、新能源）跨越，日本和德国的传统出口优势领域，也不断被中国挤占。
在上述三个共性原因的基础上，日本出口份额下滑的比德国更快，和两个经济体的汇率政策不同有关。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急剧升值，美元兑日元汇率的年度均值，从1985年的1:238.3，变为1995年的94.2，10年时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1.53倍。日元强劲升值，直接削弱了日本的出口价格竞争力，迫使日企加速向海外转移产能。
德国出口份额受汇率波动的冲击，要小于日本。一方面是德国马克对美元的升值幅度相对较小，从年度数据看，1985年到1990年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了82%，之后这两种货币的汇率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德国借助欧元这种区域性的统一货币，不仅消除了对欧洲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波动风险，而且由于欧元汇率是欧元区各国经济基本面的综合反映，对于德国这个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来说，这种结构性汇率低估使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额外的价格竞争力。
通过对日本和德国出口份额见顶后持续回落的原因分析，我们认为短期内中国出口还会有很强竞争力，出口订单份额还会进一步提高。
首先，笔者曾在20年前预言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在历史上经历过几次，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向中国转移后，可能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就不会再发生大规模转移了，也就是说，中国是全球制造业转移的终点站。这是因为中国具备全球制造业集聚而形成最大和最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独特优势：规模庞大而勤奋的制造业工程师与工人、全球最大的市场和最为内卷的环境。
尽管中国企业正在推动产能向海外转移，但和当时日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的是，现在处于逆全球化过程中，因此中国产业链外迁的速度可能要慢一些。另外和当时因日元汇率快速升值倒逼的产业外迁不同，中国企业出海更多是主动布局，最终目标是实现产业结构的整体跃升，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部分低端制造业已转移到以越南为代表的东盟地区，这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
需要承认的是外部环境变化，尤其是2008年以来，确实加速了这一进程，促使一些对关税敏感的行业，比如家具、建材及消费电子组装环节加快调整布局。但是面对外部压力，中国产业政策已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塑造”。例如，中国电动汽车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在东南亚构建从生产到销售的本地化产业链，这并非简单的产能外迁，而是整合区域资源、主导新兴市场供应链的主动布局。
其次，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拥有规模优势与全产业链优势，加之政府对科技的极度重视，使得其他新兴经济体很难在短期内，对中国出口造成有实质性影响的挤压。
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中国已成为全球科技发展的关键引领者之一，产业升级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为重要方向，短期内也不存在“竞争优势化为转型阻力”的担忧。
比如跟德国出口高端资本品类似，中国凭借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领域所建立的领先优势，短期会继续支撑中国的出口份额。
最后，中国在汇率政策上的自主度明显高于日、德两国。尽管未来人民币大概率会进一步升值，但这种升值更多是由市场主导，且升值节奏预计会偏温和。关于汇率的讨论，我们将在后文详细展开。
中长期视角看，需要持续推动国内产业升级，警惕出现类似日本的“产业空心化”现象。通过突破半导体、高端装备、工业软件等先进制造领域的核心技术，避免被卡脖子。培育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来系统性填补价值链空缺，最终完成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跃迁。
（二）价格因素对中国出口的拖累趋弱
价格因素对中国出口的拖累会趋弱，原因是202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出口价格就持续下跌，目前已经处于低位。展望未来，预计中国出口价格指数同比跌幅将收窄，低基数导致它短期内还有可能阶段性同比转正。
我们认为，中国出口的价格绝对水平进一步下降空间有限，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潜在的贸易摩擦风险，将制约出口价格下行。
低价出口会增加贸易摩擦的风险，根据Global Trade Alert的统计，2022年即海外步入后疫情时代开始，中国受到的贸易干预影响次数就开始上升。一些国家可能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或者要求中国企业提交价格承诺等，中国出口价格或难以进一步大幅下降。
这里我们以载人电动汽车为例。2023年开始，中国对欧盟出口汽车的价格下降，2023年中国出口载人电动车的平均价格为2.36万美元/辆，2024年、2025年分别下降至2.09万美元、1.82万美元。
2024年10月，欧盟决定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为期五年的最终反补贴税，比亚迪、吉利、上汽分别被征收17.0%、18.8%和35.3%的反补贴税，小鹏、蔚来等合作企业被征收20.7%的反补贴税，所有其他不合作的公司将被征收35.3%的反补贴税。
经过2年左右的磋商，2026年1月12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提交价格承诺申请的指导文件》，中国纯电动汽车企业可依据指导文件内容提交价格承诺申请。最低进口价格（MIP）的确定路径有两种，基于反补贴调查期内的CIF价格加反补贴税，或参考欧盟境内非补贴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含销售、管理及行政费用及合理利润）。
通过价格承诺，车企的销售价格将高于原先价格，但低于加征反补贴税后的价格。从月度数据可以看到，指导文件落地后，欧盟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单价，扭转了此前持续下跌的趋势，保持平稳。
当然，中国向欧盟出口载人电动汽车只是一个案例，但不排除未来会有其他国家效仿欧盟，对我国出口价格较低的一些品类采取类似手段，最终导致中国相关商品的出口价格难以继续下行，甚至小幅上涨。
第二，中国优化出口退税政策。
从国内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并不鼓励企业低价无序竞争，甚至“内卷外化”。政府调节出口价格的较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就是下调甚至取消出口退税政策，这有助于实现稳定财政收入、引导产业升级、主动管理贸易摩擦等多重目标。
2022-2024年外贸企业出口退税占出口金额比重分别为6.88%、7.20%、7.58%，2025年前11个月占比回落到7.05%。
这种占比回落，源于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优化。2024年11月15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取消铝材、铜材以及化学改性的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等产品出口退税，将部分成品油、光伏、电池、部分非金属矿物制品的出口退税率从13%下调至9%。
据光伏协会统计，2025年前10个月，我国硅片、电池片、组件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8.3%、91.4%和6.0%，但出口额合计244.2亿美元，同比下降13.2%。
政策持续优化，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明确，自2026年4月1日起，取消光伏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自2026年4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将电池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9%下调至6%；2027年1月1日起，取消电池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对此，光伏行业协会认为，适时降低或取消光伏产品的出口退税，有助于推动国外市场价格理性回归，从长期看有利于抑制出口价格的过快下滑。业内人士预计，出口退税全面取消产生的光伏组件价格上涨幅度约为9%。
参照这个例子，包括出口退税调整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将聚焦优质优价、合理竞争，也将制约出口价格进一步下降。
第三，内外销价格联动，限制出口价格进一步大幅下跌。
从企业的角度看，内销或者外销都是经营策略或市场选择的一种。若将运输、关税、营销等各方面成本综合考虑在内，不考虑不同国标商品的特殊限制，企业的最优解是在利润率高的市场尽可能多销售。因此，外销利润率也会是企业出口定价的考量因素之一。若外销毛利率已经较低，则进一步降价出口的动力不强。
以竞争相对充分的家电企业为例。近年来，空调、冰箱、洗衣机的出口商品单价总体有所下降，已分别从2022年的167.7、142.2、139.9美元/台下降至2025年的145.3、125.6、110.8美元/台。
但考虑到部分家电企业的外销毛利率已经低于内销毛利率，继续降低出口价格的空间有限。
在低基数的支撑下，2026年中国PPI和CPI的翘尾将回升，这也会对出口价格形成一定支撑。
（三）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趋于升值
2022年以来，在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同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反而下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自2022年3月起见顶回落，到2025年末累计下跌16.12%。
我们预计未来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是大概率事件，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出口继续维持韧性，为人民币汇率升值提供基本面支持。为实现203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从计价角度看，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概率更大。
2023年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房地产下行、部分行业供大于求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实现5%左右的GDP增速，这体现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前文我们分析了，依托于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能力，中国出口数量份额占全球比例持续上升，助力中国增长目标实现，短期这一趋势还会持续。
中长期视角看，人民币升值的概率较高。二十届四中全会继续指出203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这是用现价美元衡量的，会受中国经济实际增速、物价和汇率的综合影响。
2026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加权GDP增速目标为5.0%。由于地方加权的GDP增速目标，通常要高于全国GDP增速目标，预计2026年中国GDP增速目标将采取区间模式，定在4.5%-5.0%，更加务实。
考虑到物价温和回升需要时间，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助于实现203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升破6.9，似有快速升值趋势，但其实质还是“补升”，因为2022-2025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年均贬值约4%，预期2026年中美GDP差距将有所缩小。
第二，美元短期升值的概率不大。
202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4.4%，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
尽管美联储更换主席，难以实质性改变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但由于导致去年以来美元指数超出利率变化影响之外而大幅走弱的影响因素，包括美国债务负担加重、政策不稳定性增加、全球开启“去美元化”进程等依然还在，美元指数低位震荡的态势，短期或难以根本逆转。这也给了原本具有升值基础的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升值提供支撑。
第三，国际贸易融资和支付环节的人民币使用增加，且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在上升。
2022年以来，虽然人民币在国际贸易融资和支付中的占比持续上升，但目前依然跟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实力不匹配。根据SWIFT数据，2025年11月人民币贸易融资占比8.36%，远低于美元的80.15%。
2025年11月国际支付份额中，人民币占2.94%，低于美元（46.77%）、欧元（23.83%）、英镑（7.72%）、日元（3.57%）、加元（3.19%）。
随着人民币跨境支付使用更加频繁，上述数据或难以反映人民币真实吸引力，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重已提高至近30%。预计未来人民币在贸易融资、国际支付和跨境结算中的使用比例将稳步提升。
从境内主体的角度看，过去两年多持续有收汇顺差，升值可能推升结汇意愿。我们测算显示，2022年到2025年，出口企业大约积累了9600亿美元的“待结汇盘”。2025年年初开始，随着美元走弱、人民币权益资产表现亮眼，结汇率和结售汇率差都显示中国出口企业的结汇意愿提高。如果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有望和企业结汇形成良性循环。
事实上，2014年我国外汇储备达到4万亿美元，但在出口顺差持续扩大的背景下，我国外汇储备却近减少了1万亿美元，说明我国外汇存量中“藏汇于民”的特征日渐明显。
从境外主体的角度看，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提升。2023年起，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企稳回升。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对全球75家央行的调研结果显示，30%的央行表示将增配人民币资产。
当然，人民币短时间内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不大。近年来人民银行始终强调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双向波动”。
综合来看，出口数量份额、人民币口径的出口价格指数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都将支撑中国出口金额份额进一步提高。
中国出口份额提升空间多大？
——多个假设下的定量测算
下面通过定量测算，来预测中国出口金额份额还有多大提升空间。延续前文对中国出口金额份额同比的拆分，分析中国出口数量份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人民币计价出口价格同比和全球贸易价格指数同比的趋势。
在定量测算前，需要明确一个大的假设前提，就是需要多长时间，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份额会达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做这个假设，是因为在前文的分析中看到，2015-2019年、2020年-2025年这两个时期，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份额都窄幅波动，类似于进入了一个稳定状态。
我们假设从2026年开始，经过5年时间，即2030年开始步入新的稳态。假设需要5年时间，原因包括中国和主要经济体在贸易层面的摩擦基本稳定、中国“供强需弱”矛盾得到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得到释放等。
中国出口数量份额方面，2023年到2025年复合增长率为5.2%，但波动较大，且增长主要发生在2024年（9.9%），2025年增速已降到2.8%。由于中国出口价格同比跌幅收窄甚至转正、人民币升值，以及有和部分经济体发生贸易摩擦的潜在风险，假设2025年到2031年，中国出口数量份额同比速度呈等差数列，并在2031年降到0%。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方面，假设2026年到2030年，年均升值3%。
人民币出口价格方面，2024年和2025年的同比，分别为-5.5%、-2.8%，跌幅收窄。由于前文分析过的贸易摩擦限制部分产品降价、中国优化出口退税政策、内外销价格联动，以及低基数等原因，预计人民币出口价格同比跌幅将收窄甚至转正。假设2026年到2030年，人民币口径的中国出口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为-2.0%、-1.0%、0%、1%和2%。
全球出口价格方面，2023年到2025年其同比分别为-4.1%、-1.0%和1.7%。考虑到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步入了财政扩张周期，这会支撑全球需求和大宗商品价格，假设2026年到2030年，全球出口价格指数同比年均增长1.0%。
根据上述假设，可以计算出2026年到2030年中国出口金额份额的同比。2025年中国出口金额份额为14.4%，进一步可以计算出2026年到2030年的中国出口金额份额，分别为14.7%、15.1%、15.6%、16.2%和17.0%，之后进入一个新的稳态。
上述测算有比较强的主观性，且结果偏保守，它的经济意义在于，能够预判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的份额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2015年到2019年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份额在13%左右窄幅波动，2020年到2025年在14%-15%之间小幅波动，2026年开始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价格跌幅收窄和转正，以及中国出口企业在抢订单方面仍有明显优势，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份额将持续回升，并在2030年步入新的稳态，在17%左右。
新的稳定状态下，中国出口份额中枢相较于目前还有2个多百分点的提升，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出口同比读数，预计还会继续呈现韧性。
风险提示：1、经贸摩擦和地缘冲突超预期；2、第三方数据失真的风险；3、研报信息更新不及时的风险；4、测算偏差的风险。
（本文作者李迅雷，系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中泰证券研究所贺钟慧博士对本文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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